原住民就好像台灣的原始森林地,原來是被漢人遺忘的處女地,但是隨著殖民政策以及現代工業化過程,它也一再地被開發、剝削。日治前期,原住民(當時稱蕃人、生蕃、高砂族)是殖民當局控制台灣的最大阻礙。故先以「威撫並用」的政策安撫,再進一步配合龐大的武器部隊,進行兩次五年「理蕃」政策,大規模討伐,終於打開山地的大門,殖民政權全面進駐。從當時畫家所描寫的新高山、太魯閣峽(見地方色彩主題六)或者「出草」、「泰雅族少女」、「淨晨」等作品,透露出山地部落逐漸從神秘的蠻荒地帶,轉換為浪漫、可親,自由出入的空間。部落居民的實際生活毫無選擇地暴露在台北人的面前。

        比政治勢力更早「入侵」山地的是來自日本的人類學家,他們雖然有如宗教家般冒險犯難精神,但同時也兼具提供殖民統治基礎與學術研究的雙重性格。他們所製造的原住民圖象涵蓋了人種特徵、日常生活、儀式祭典、神話傳說與美術工藝等等,並且迅速地複製在當時報章雜誌、名信片等,廣泛流傳,加速了原住民意象的傳播與複製。

        美術家如何借取或記錄原住民生活豐富的意象作為創作的靈感,則反映出藝術家對原住民文化認知的態度與深淺不同。值得檢討的問題之一是當時日本畫家所創作的原住民畫作遠超過台灣畫家,是否因為「異民族」的神秘浪漫色彩更容易吸引外來的殖民者呢?還是他們更方便掌握山地的出入與資訊管道呢?畫家如鹽月桃甫在「母」等作品中也確實表現出他認同原住民困境的一面。那麼,另外一方面,台灣畫家是否無暇關心原住民的生活情境呢?被描繪(或者是被利用)的原住民是否能夠與創作者溝通?有沒有參與創作的可能性?創作的背後意義為何?

     正如原住民民藝品的逐漸普及於商場,相較於人物的構圖,手工藝品更容易成為靜物畫的題材。這也提醒我們,觀光事業或消費現象的發展,正隱藏了當時社會原住民文化商品化、或衰退的另一種危機。(王淑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