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日   
山田東洋     1939 第二回府展入選

畫作以正側面的角度呈現台北公會堂的建築,強烈的光影清楚而截然地強化了建築物層層塊體的轉折面,使得建築本身顯得頗具量感。山田東洋在畫作中並使用「變形」的手法,例如建築車寄部份的誇大、前方廣場順著彎弧路面扭曲擴大,而在道路上奔跑的汽車、步行者、騎乘者皆縮小有如玩具一般。至於這種空間上的變形,更強調以及凸顯出公會堂建築的龐大感,以及廣場空間的寬廣。

台北公會堂於1936年完工,內部的空間設施除提供公眾集會的空間外,電影放映、演講會、美術展覽會等新興的都市休閒活動也常在此舉行。1920年的《台灣民報》中曾經批評台北作為堂堂的首都,竟然沒有一座公會堂。由此可見,就公會堂所具備提供民眾正式集會空間的功能來說,被當作是「有益於民眾的事」,也是一個文明都市的必須設備。

山田東洋的作品描繪1939年的某一個旗日,所謂的旗日是日治時期在「國家的祭日祝日」中,必須懸掛國旗。由於山田東洋於1938年7月在公會堂前開設畫廊,所謂「十人展」的前衛繪畫團體經常在此展出,常以都市風景作為新潮表現的題材。屬於其中中一份子的山田東洋,他在都市風景中所散發出來的變形以及稚拙趣味,也屬於類似嘗似的個人作風。然而就另一方面而言,山田雖然試圖以稚拙的趣味呈現公會堂的建築,不過其誇張變形,反而更加凸顯出這棟建築物有如紀念碑的性質。

公會堂的建造,雖然被認為是有益於市民的設施,不過,其興建由來乃是慶祝昭和天皇登基,可說是一種政治性的紀念事業。當發布建造消息時,民眾黨也曾發言反對,認為一個一年沒有幾次集會的場所,卻要費資80萬元,相對之下,台灣人居住區(例如大稻埕),卻沒有良好的下水道、公園、道路等都市設施。因此,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何反對者會將公會堂視為「市容裝飾品」。也就是說,雄立於市區的龐然大物-公會堂,在某些人的眼中,或許只是披掛著民主集會場所的外衣,實際上卻是一個以官方主導,作為施行教化的空間。到了戰爭時期,能夠集合眾多民眾的公會堂,也就不免成為戰時統制下,作為宣傳的重要政治文化空間。(邱函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