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人類學組 計劃簡介

 

本計劃「歷史與人類學組」在此問題上設計了兩個子計劃;一是「華夏、漢人與中華民族認同的形成過程」,一是「漢化、去漢化與少數民族化過程研究」。前者為一宏觀研究,後者為補充此研究的微觀研究。以下為這兩個子計劃的大致內容。

華夏、漢人與中華民族認同的形成過程

過去中國歷史學者常報持著「華夏起源一元說」,認為華夏民族或文明起源於黃河流域,然後向外擴張。近幾十年來,中國考古學者在中原之外地區發現了許多古文明中心,因此「華夏多元起源論」興起。然而這些邊緣古文明被發現時,都曾讓中國歷史、考古學者與一般民眾「震驚」。此顯示,在歷史過程中曾發生「失憶的過程」,以至於當真實的過去出土時,震撼了我們即有的歷史知識理性。因此對於歷史知識理性的考古,也就是探索這些邊緣地區古文明被當地人「失憶」的過程;這也是當地人成為華夏的過程。

與「失憶」同時進行的是獲得新的祖先記憶。黃帝或炎黃一直被近代中國人當作是本民族之共同祖先。雖然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古史辨派歷史學者質疑這些古聖王之「歷史真實性」後,認真的歷史學者已不願去研究此一主題,然而近年來史學家已不自我設限於「歷史事實」,更積極從事「歷史記憶」與相關人類社會歷史現象的研究。由此觀點,「黃帝」、「炎帝」等聖王如何從戰國以來直到晚清民初,終於成為各個中國人的共同祖先,此一歷史記憶之形成過程值得深入研究。

這個計劃的重點不在於以一個體質、語言與文化的古老「起源」來詮釋一個當代民族的存在,而是以「過程」來詮釋此當代族群現象。由考古與歷史學來深入探索邊緣人群成為華夏的過程,以及,由黃帝、炎帝與大禹等歷史記憶的傳承與變遷,來銓釋當代漢族與少數民族的形成過程。

本計劃的相關研究專題︰

一、以長江下游之蘇南地區(吳)以及中游的成都平原(蜀)為例,一方面由考古學探討一個華夏邊緣文明(如三星堆文化)的興起、維持與崩解的過程,一方面由「歷史記憶」角度探討來自中原的歷史與聖王記憶如何被吳與蜀的土著豪族假借,而使本地的人由於「失憶」與得到新的祖源記憶成為「華夏」。

二、「黃帝」、「炎帝」、「大禹」、「諸葛亮」與「成吉思汗」等英雄聖王記憶,如何在中國各個時代、被各種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之各族群作不同的詮釋與解讀,如何在對這些符號意義與相關歷史的爭論與妥協中,「中國人」的本質及其族群邊緣不斷變化。

三、晚清以來,中國知識份子見於西方列強對中國與中國四裔之鯨吞蠶食,產生強烈的亡國滅種之危機感,於是在民族主義概念下將「漢」與「非漢」結合為「中華民族」,傳統的「四裔」轉為「少數民族」。這個過程,涉及重新思考十九世紀以來傳入中國的體質學、語言學、博物學、民族學與歷史學的本質,以及西方與中國學者結合這些學問所做的「民族調查」,與由此建立的知識體系。以及在商業帝國殖民主義所造成的世界權力秩序下,此知識體系如何改變傳統中國人之認同,並造就新的漢族、中國人、中華民族、少數民族等概念。

這個研究的重要性,在歷史方面,對中國人的起源此一問題,突破傳統的一元論、多元論之爭,讓我們更瞭解中國人的形成過程(the process of becoming)。或者說,多元如何成為一體的過程。在考古方面,可藉此強調文明興衰過程──表現在物質文明變遷過程上的環境變化,與社會結構與權力關係變化。以及,由考古與歷史資料來探討記憶與失憶過程(過去的主觀意義),這也是考古學與歷史記憶研究的共同關懷。此研究也可補充與修正近年來社會人文學界流行的「近代主義」──將當代世界許多的文化與認同現象,都作為近代全球性國族主義下的創造,而忽略了各地原有的文化與歷史背景。以更長遠的歷史發展角度,以及人類資源生態觀點,瞭解各種定義與範疇的「中國人」之形成過程,可以增進我們對於「歷史」與「民族」的了解。

漢化、去漢化與少數民族化過程研究

近二十年來,族群本質研究(ethnicity study)成為許多學科間的共同興趣。結合歷史學與人類學的族群現象研究,不僅使人們對於「族群」或「民族」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在這兩個學科內對於「歷史」或「文化」的意義產生一些新的省思。由族群本質研究著手,我們能深入了解中國人的本質及其歷史變遷。

以中國人的「起源」來說,此人群不只是始於遠古時期的一些文化、語言與血緣「源頭」,邊緣人群的認同變遷是許多中國人的起源方式之一。也就是說,漢人或華夏的一個重要起源為「漢化」。在此計劃中我們從個案的微觀研究上,探索漢化過程中相關的文化、語言與血緣的客觀變遷,與人們主觀的文化(包含身體、語言)想像、展示與建構。

「漢化」是中國歷史與民族學上的老問題。然而,一方面由於過去對「民族」之了解不足,許多研究常陷於浮面的文化變遷描述;另一方面,由於學者自身的文化或民族本位主義偏見,因而在詮釋上常強調非漢人群「仰慕華風」,或強調漢族對於異族漢化所報持的「戎狄進於華夏則華夏之」之寬容態度,也因此簡化了對漢化過程的理解。另外,中國研究者也常受「有以夏變夷,未有以夷變夏者」之說的影響,忽略了無論在歷史上或近現代以來都有漢族「去漢化」成為非漢族的例子。

與漢化、去漢化密切相關的是,近代中國邊緣各非漢族群的「少數民族化」問題。在此問題上,中國學者多傾向於「歷史實體論」,而近年來西方學者多採「近代建構論」。此二者或都簡化了中國少數民族的歷史與民族意義。我們認為此問題至少涉及︰傳統的漢與非漢關係,與傳統「中國人」的自我形象及異族意象;近代西方商業殖民帝國的擴張,及伴隨而至的國族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對亞洲地區的衝擊;新的「民族」概念的產生,與各種新學術如語言學、體質學、民族學、考古學、歷史學等之推波助瀾;在以上背景下的「少數民族」研究、調查、分類與識別,以及相關的歷史建構,以及包含非漢少數民族與漢族的中華民族建構。因此,「少數民族化」是一個中國邊緣長程歷史變遷的一部分;近代邊緣地區漢人「去漢化」成為少數民族,也是此過程的一部分。

這個研究計劃的執行,根據各學科研究者不同的田野與歷史資料,重新思考此一問題。在「漢化」發生的邊緣地區,漢人概念中都常有「生番」與「熟番」區分。我們在相關個案田野中,由歷史過程,歷史記憶與變遷,文化接觸與文化合成,生番與熟番區分及其效應,人群間的文化模仿與誇耀,人群間的敵對歧視與集體暴力等角度,深入探討此一問題。在各種社會認同與區分下人類各群體的婚姻禁忌與偏好,個人與群體間的歧視與暴力,相關的語言與文化創造、演示、模仿與誇耀(反模仿),以及歷史記憶的建構等等,都是相關的子題。

在個案的微觀研究中,我們也預備透過「族群現象」研究與生物及語言學者密切對話。在這些研究中,各民族之人的「身體」不只是一些有外顯特徵或無外顯特徵的基因集結,它更是被社會文化塑造、被個體展示與觀察認知的象徵體系;「語言」是溝通也是掩蔽(concealment)的工具,因此它可以被主觀認知、建構、純化,以凝聚人群或區隔人群。透過結合歷史與人類學以建立新的銓釋,以綜合歷史文獻與人類學田野材料,我們探索有客觀異同的體質與語言因素如何被人群主觀的分類、理解與展演,以造成族群認同與區分的歷史過程與相關人類學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