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登於《語言暨語言學》2.1 (2001): 261-267.

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出版發行

 

 

「起源」的魔力及相關探討

 

王明珂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Email:hsmwang@ccvax.sinica.edu.tw

        過去基於考古學與體質人類學所建立的人類起源與演化模式,在學術典範與國族認同雙重影響下,學者們曾爭辯兩百萬年以來的東非猿人、北京人、爪哇人等與當今世界各地人類的關係。然而,由於近十年來生物遺傳科學的進展,部分遺傳學者對於探討人類的起源與遷徙更有信心。並且,他們的論點基本上打斷了從前的探討;他們認為比較當代人類基因的同異,可以得知人類的共同祖先是約在十萬年前(或更近)離開非州向外遷移的一群人。也就是說,無論丁村人、北京人、爪哇人如何演化,他們的後裔都是遺傳演化與生存競爭中的失敗者。部分語言學者也認為,當今世界各地語言中的某些重要元素同出於一源。透過世界各語言的分析,學者可以重建人類起源與遷徙分化的時間與空間過程。有關「南島民族起源」的爭議,可說是此「遠離非州」理論模式在詮釋東南亞洲與南太平洋各地區人群起源上的延伸。

        無論是由當代人群的遺傳基因或語言來探究人類的起源與遷徙,都是藉由「當代」來發現「過去」的活動(discovering the past from the present)。因此,至少有三組問題值得我們注意:「發現」(discovery)、「當代」(the present)與「過去」(the past)。以下我便以此三組問題表達我的看法。

 

「發現」

        第一,「發現」;我們以何種方法發現過去?我們的學術邏輯(如採樣與詮釋)是否適當?作為一位歷史學者,我對於遺傳學和語言學者如何藉由「當代」材料來考查「過去」難以置喙。不過,以「發現過去」來說,歷史學、考古學與民族學者早已各自有其「發現過去」的一套方法與邏輯。在學術的發展中,各學科也一再修正或精化這些方法與邏輯。與民族學相關的社會人類學曾放棄探索「過去」,直到歷史人類學(historical anthropology)出現後才在一套新的思維方式下重現對「過去」的研究興趣。這一新的思維方式,主要在於探討人類群體如何透過物象、身體行為與歷史述事表述其社會記憶,以建構或合理化當前的社會認同與區分體系,因此也反省我們在各種文化與社會認同下對「過去」的想像與偏見。因此對於所分析的對象材料,強調其為過程(process)與情景(context)下的產物;在方法論上嘗試對「異例」(anomaly)、「斷裂」(discrepancy)與「邊緣」(peripheral)現象的詮釋中尋求意義;由重現其形成過程及背景社會權力關係,來重新認識古今各種核心與邊緣的歷史述事與文化表徵,以再建構我們對於「過去」的認知。這一思考方式,不只影響人類學也影響歷史學的發展,也使得「歷史學」與「人類學」之間有更深刻的交流。至於語言學者與遺傳學者是否能在同一思維方式下與歷史學、人類學者產生對話,仍由於我對此兩學門所知淺薄而無從揣測。

 

「當代」

        其次,在這些研究中發現「過去」所依持的「當代」,自然指的是當代人群(contemporary peoples)。在遺傳學者及語言學者的分析比較樣本,常是一個個的民族或地方族群;他們是「壯族」、「彝族」或「雅美族」、「泰雅族」。因此我們必需問「民族」究竟是什麼?這涉及一些族群理論與近代國族國家下各區域人群的民族化問題。過去一種流行於民族學者與歷史學者間的典範觀點,曾將「民族」或「族群」視為一群有共同語言、血緣與文化關係的人群。這樣的觀點,在近三十年來受到很多懷疑。在新的族群研究中,學者首先試圖詮釋一個人或一群人為何要宣稱一個「族群認同」(以及認同變遷);特別是現實資源環境與利害抉擇,與在社群中生來賦有的根本感情,兩者在凝聚族群認同與塑造新認同上的力量。後來在結合「社會記憶與認同」的研究中,透過「解構」近代國族想像下的文化傳統創造與歷史建構,學者們期望進一步了解「民族」的形成過程,及此一過程中該人群內外的社會階層間、兩性間、世代間、知識分子與鄉民間的權力關係(王 1994a, 1994b, 1997; Prasenjit 1995; Chatterjee 1993; Anderson 1991; Isaacs 1989; Hobsbawm 1983)。近年來,學者更將研究觸角擴及近代民族建構以前的歷史與文化基礎。

        在這些研究中,「共同的血緣」常被視為一種被人們主觀宣稱的血緣關係(assumed blood ties)。在我作田野研究的川西地區,如果我們了解清季以來「湖廣填四川」祖源記憶如何在這漢族邊緣地區廣泛而普遍的傳佈,那麼當一個人說他的祖先來自「湖廣」時,我們不會輕易相信在血源上他是毫無疑問的「漢族」。然而在擇親時,一個漢族家庭卻可能與一個宣稱祖先來自湖廣的家族通婚;因為他們不是遺傳學家,而且基因差異不一定造成體質上的外顯差異。因此,即使我們相信「族群內婚」是一族群血緣因素得以沿續的重要機制,由「虛構祖源記憶」在人類社會之普遍性看來,共同血緣因素之維持(避免外來因素混入)也是相當困難的。

        主觀的宣稱與想像,也見於「語言」所呈現的族群認同與區分之中。根據我在川西羌族中的調查,「共同的語言」不一定建立在語言客觀的相似性上;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一種人們主觀的建構與想像。各地「羌語」的同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但過去這些說「羌語」的人彼此不認同為一民族或族群時,他們認為「說我們這一口話的」只是一小撮人(通常是住在同一個山谷的人)。然而當民族知識告訴他們大家都是一個民族時,現在他們努力的聽別人所說的「羌語」,找尋語言中的相似因素來建構「我們說的是同一種語言」此一意象。而且,顯然新的語言認同也擴大了當今羌族「族內通婚」的範圍。近年來,羌族知識分子努立於建構、推廣羌語標準音,也就是標準的我族語言;以誰的語言為標準,這又涉及社會人群內外的權力互動關係。

        當使用「彝族」、「羌族」這樣的民族稱號時,我們又不得不注意「彝族」、「羌族」等民族形成的近代過程。以「羌族」來說,這原是許多夾在漢、藏兩大文化政治核心之間的山間人群。靠近東方的族群在血統、語言、文化與歷史記憶上多漢文化因素,靠近西方的族群則多藏文化因素。可以說,過去並不存在一個「羌族」;這些山間人群只是漢與藏之間的一個模糊的邊緣。在清末民國以來的中國國族主義下,透過以漢族為主體的國家與土著知識分子互動下的歷史與文化建構,羌族認同逐漸成為土著的共同經驗(Wang 1999; 1997)。羌族只有二十二萬人;至於人口六百五十萬的「彝族」,其內部人群之血緣、文化、語言與歷史記憶之複雜就更不用說了。因此當遺傳學者以數十個「壯族」或「彝族」個體作基因分析之樣本時,從事歷史與人類學研究的學者自然會懷疑:究竟誰能代表典型的「壯族」或「彝族」?或者對於這些,譬如「彝族樣本」,遺傳學者之意只是「居住在當今彝族地區的人」,而不影射該民族的「邊緣」與「歷史」。不同學科之學者間,實有必要認真了解、溝通彼此文字表述的實質意義。

 

「過去」

        最後,「過去」(the past)的意義。在前面我曾提及「族群認同」所賴的「族源」不一定是歷史事實,也可能是共同的「歷史記憶與想像」。近代各民族的民族化過程,也是在一些歷史基礎上賴「民族史」與「民族文化」的建立與傳播來完成。因此,我們可以在兩個層次來思考「過去」的意義。一方面,「過去」代表一些真正發生的人群起源、遷徙、分化;一方面「過去」代表當代人相信、想像與建構的人群起源、遷徙與分化。對於這兩層意義上的「過去」,我們都可以思考它們與「現在」之間的關係。

作為歷史事實的「過去」——如數萬年前一群人由非洲出走,及在遷徙過程中的族群分化與語言分化——造成「現在」(全球人類基因、文化和語言的分布);事實上遺傳學者和語言學者沒有回答的或他們認為無需回答的問題是,由「過去」到「現在」之間的延續與變遷,以及其間相關的一些「為何」與「如何」的問題。其次,在這些延續與變遷之中,造成當前人群基因及語言狀態的「過去」不一定是非常遙遠的「過去」。譬如,體質學者和語言學者的採樣分析單位「民族」,如前所言,常常是在一近代建構過程中形成的。社會人類學者更可能查覺,一人群的婚姻偏好模式與語言使用在「民族化」前後的變遷。再者,造成「現在」狀態的「起源」也是一種持續進行中的「起源」;如「中國人」的主要起源方式之一,便是來自邊緣人群的「漢化」。因而此過程中各層次的族群認同與區分,在歧視與模仿攀附下相關的語言與文化操弄,以及符號化身體認同與區分下的實踐展示(practice or performance)與想像(如服飾與文化展演;王 1998),及因此形成的婚媾禁忌與偏好模式,以及相關的資源競爭、分享與分配背景下個人或群體間之權力關係,都影響人群間基因、語言、文化與歷史記憶同異體系的分布。

        以作為「歷史記憶與想像」的「過去」來說,它與「現在」(人群認同與區分)的關係更是豐富。一方面,人們常認為「人群起源」(過去)詮釋當前一群人的本質。因此一人群所相信的我群「共同起源」(對過去的集體記憶),凝聚當前此人群(Halbwachs 1992);他者的「共同起源」,則解釋他者的異類本質。另一方面,人們又常認為「過去」人群的起源與分化,說明現在「老幹與新枝」之間的優劣高下關係。這就如 Louis Dumont 由聖經中亞當與夏娃之隱喻來說明的一種人類階序關係偏見(1980: 239-41):男人是最先被創造的(主體、起源),女人由男子的一根肋骨造成(部分、分支),所以男人優於女人。當今的羌族,也樂於述說「羌族是個古老的民族,藏族、彝族都是古羌人的後代」。而許多彝族則不能接受這說法;他們認為彝族及其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的古老根源。由此我們可以了解,為何人們常關心我群的「過去」,也關心他群的「過去」,而且孰早孰晚,孰為主體、孰為分支常成為一種「學術」爭議。譬如,北川羌族與汶川羌族都認為他們是「大禹子孫」。他們之間便有大禹究竟出生在北川或汶川的爭論(何地是古老羌族的核心)。在此爭論中,學術社團、學術會議、學術論文集,與一些地方文化建設與活動,都被用來爭辯「大禹故里」問題。

        除了「起源」之外,由史實與建構兩種角度「遷徙」都有特殊的意義。以真實的「過去」來說,若我們將「遷徙」視為造成當前世界人種基因和語言同異體系分布的重要因素,那麼我們必需探討「遷徙」的規模(人口多寡與持續之時間)、模式(一去不返或保持與母居地的往來),特別是在特殊地理(大陸、山地與島嶼地區)與歷史(新石器時代或更早的移民,有乘騎或機動車輛時期的移民,與全球經濟體系下的移民)因素下不同的遷徙模式與規模。以想像與建構的「過去」來說,真實的「移民」常常是歷史失憶與認同變遷的溫床;在新的族群關係中,母居地的祖源與語言被遺忘以適應新的族群認同。或者「遷徙」成為一種可假借、想像的祖源記憶,讓個人或人群獲得新的族群認同。無論在那一種情況下,都可能造成語言、基因與歷史記憶間的斷裂與分歧。

 

關於「起源」的再思考

        考慮以上三個不同層面的問題後,我們可以再思考人類(或某一地區的人或某一民族)的起源、遷徙與分化的問題。

世界各地區人類語言、文化與人種之起源、遷徙與分化,在十九世紀後半葉至二十世紀前半葉曾是相當熱門的主題;這些研究中的人群單位常常是「民族」。然而在1960年代以來,這些研究除了在少數地區與部分學者之間外,基本上已無法吸引學者們的興趣。但這並不表示學者們鄙視這些研究成果。相反的,它們已固化為一種深入人心的「民族常識」,影響每一個人的民族認同;即使一位學有專精的知識分子也常難以豁除於此。1980年代以來的後現代主義思潮下,學者「解構」近代知識之建構蔚然成風。因此我們對於先前一百年來之各「民族」學者在「國族主義」之下,運用體質學、語言學、考古學、民族學與歷史學來建構國族之過程稍有認識。在這過程中之「科學種族主義」與「我族中心主義」偏見,如何影響許多當時一流學者之認知也逐漸清晰。因此當新的遺傳學及語言學方法得以用來重新探討這些問題時,這是相當值得興奮與重視的;但同時,走過「後現代」之學術認知後,我們不可能重蹈過去國族主義學者之覆轍。

        也就是說,我認為歷史、考古與人類學者應注意遺傳學者和語言學者關於「南島各族群起源」、「中國各族群或民族起源」,或更廣泛的人類起源、遷徙與分化之研究成果,並在我們的研究中與之對話。此種「科學與人文」的對話,可以有許多途徑。其中一種主要的途徑是解答遺傳學者或語言學者意不在此的一些問題——由「過去」到「現在」之間的延續與變遷,以及相關的一些「為何」與「如何」;也就是對「形成過程」(the process of becoming)及其成因的探索。譬如,遺傳學者和語言學者可能告訴我們一些「當前」漢族、羌族、彝族,或居住在這些民族地區之人口,在語言和體質基因上的異同現象,及在理論上「過去」可能的人口流動方向。然而「形成過程」卻需考古、歷史與人類學者來加入共同探討。考古與歷史學所見過去相關地區的人口流動、族群分類及其變遷,與相關人類經濟生態背景;在人群資源競爭、分配體系及其變遷中,各種「歷史記憶」與「文化」如何被保存、創造、假借、運用及失憶,以造成族群邊緣變遷等等,都是其中重要的子題。社會人類學者也可以透過田野研究(包括歷史民族誌的田野),探討在各種社會認同與區分下人類各群體的婚姻禁忌與偏好,個人與群體間的歧視與暴力,相關的語言與文化創造、演示、模仿與誇耀(反模仿),以及歷史記憶的建構等等。在這些研究中「身體」不只是一些有外顯特徵或無外顯特徵的基因集結,它更是被社會文化塑造、被個體展示與觀察認知的象徵體系;「語言」是溝通也是掩蔽(concealment)的工具,因此它可以被主觀認知、建構、純化,以凝聚人群或區隔人群。相關研究不只涉及客觀的人類體質和語言因素如何起源、傳播、分化,以造成它們在地表上人群間的客觀分布,更涉及這些有客觀異同的體質與語言因素,如何在歷史過程中被人群主觀的分類、理解與展演,以造成族群認同與區分。這些研究的成果不一定是支持或補充遺傳學和語言學的建構,也有可能在學術邏輯上不支持後者的建構——如此產生的異例(anomaly)與差距(discrepancy)對於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都是很珍貴的;各學科之學者可以因此再思考自己的與彼此的方法與邏輯。或者,遺傳學者、語言學者與歷史或人類學者可以共同設計一研究田野與主題,以解決他們知識間的「異例」。

最後,世界人文社會學界由1960年代以後在認知上即籠罩在一片不確定、主觀、解構、模糊、邊緣等概念之中,或許與遺傳學者在「過去到現在的沿續與變遷」此一主題的對話上,可能增進我們對於人類「歷史」與「社會分群現象」中的實體與概念、核心與邊緣、結構與習行、史實與記憶等等之間的關係有更深入的了解。

 

參考書目︰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Chatterjee, Partha. 1993.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uara, Prasenjit. 199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bsbawm, Eric & Terence Ranger ed. 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saacs, Harold R. 1989. Idols of the Tribe: Group Identity and Polictic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ng, Ming-ke. 1999. From the Qiang Barbarians to Qiang Nationality: The Making of a New Chinese Boundary.In Imaging China: Regional Division and National Unity. Ed. by Shu-min Huang & Cheng-kuang Hsu.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王明珂 1994a〈什麼是民族:以羌族為例探討一個民族誌與民族史研究上的關鍵問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5.4989-1027

--------  1994b〈過去的結構:關於族群本質與認同變遷的探討〉,《新史學》5.3119-140

--------  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

--------  1998〈羌族婦女服飾﹕一個「民族化」過程的例子〉,《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9.4: 841-85